光绪二十六年，用中国的干支纪年，则是庚子年，历史标签为八国联军侵华。这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，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的谕 旨，亡羊补牢，试图为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朽帝国披上一件廉价的棉袄。慈禧在谕旨里，责成所有的中央显要、地方大员以及出使各国使臣，都来提提意见，说说怎 么样才能得到人才，才能改善财政，才能强化武备，才能振兴国势。限期两个月，所有人都要把意见呈上来。　　

　　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束，圆明园里的洋人们的狂欢尚未落幕，但这道谕旨的颁布，却已经为之后的清末新政打开了缝隙。

　　张之洞虽然身在湖北，但凭借着自己在朝中的关系，早已从袁世凯等人处提前知道了新政的消息，故而，他对谕旨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。精通宦术的他，接到上谕的那一刻，最想知道的，其实是这一谕旨的倡议者是谁，朝中具体有哪些人赞成，这可以帮助他确认朝廷是否真的想要变法。

　　很快，张之洞的情报网就得出了结论：新政出自“圣意”，是慈禧提出来的，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均表示赞成，谕旨甚至还是由荣禄的门生所起草的。这些 信息，本来已经足够充分，可以让张之洞确信：这一次，朝廷是真的要变法了。但随后收到的安徽巡抚王之春的电报却让张之洞出了一身冷汗。

　　王之春在电报里说(译文)：“我得到朝中军机章京们的密报……告诫我们，在回奏如何变法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偏重西学……以中国古代思想立论，或许不会招致圣怒。”

　　要变法，却又不能偏重西学，朝廷的态度让张之洞一头雾水。为了确认王之春的情报是否属实，他特地给姐夫鹿传霖去了一封电报。鹿传霖在回电里否定了张之洞所谓 的“小道消息”，但同时又委婉地劝告道(译文)：“谈论新政，不必拘泥于西学名目，以免授人以柄”。显然，鹿传霖变相地肯定了王之春的情报。

　　空欢喜一场的张之洞在给鹿传霖的回电里慨然长叹(译文)：“果然如此，变法二字可谓文不对题，仍然不会有任何作用，中国终归要走向灭亡!……欲救中国残局，惟有大变西法这一条出路。”

　　鹿传霖的忠告是一个及时的提醒，张之洞此后虽仍然主张大变西法，但在行动上却一直相当地谨慎和收敛——枪打出头鸟，所以他告诫王之春，千万不要急于给朝廷回奏，先看看别人怎么说。

　　可以想见随后张之洞回奏的内容，除了敷衍，还是敷衍。而敷衍，则意味着绝望。

　　日记里的秘密

　　其实，张之洞对朝廷的绝望早已有之。

　　慈禧“红颜一怒”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以一孱弱之国，同时对一箩筐西方强国宣战，就已经让许多有远见的地方督抚们寒心。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、两江总督刘坤 一等人都一致拒绝参与这场荒诞的战争。当朝廷要求地方督抚派兵北上勤王的时候，张之洞留下了他最精锐的部队，只拨给老太后一群缺弹少药的老弱病残。

　　李鸿章曾在两广独立的问题上犹豫再三，在这方面，张之洞走得比李鸿章要远得多。他不但有过组建新政权的想法，而且还为此积极地进行着实践运作。晚清最务实的两位大员，在这个问题上，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。

　　甲午前后，日本曾派遣了大量的武士和浪人来到中国，侦查中国军政民各方面的情报。宇都宫太郎即其中之一，他被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，职责是侦查中国长江流域 的军情。1897年，他曾在武汉面见过张之洞，之后二人一直长期保持着亲密的联系。在一封给总理衙门的电报里，张之洞曾这样说道(译文)：“日本参谋宇都 宫，今晚秘密告诉我，他此行其实奉有日本政府的密旨，前来商议中日联盟之事……”可见二人关系一度相当密切。